羊城晚报每周日推出“七杯茶”专版,特约海内外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栏文章。此外,还有面向广大读者征稿的“随手拍”专栏。
文章虽短小,七杯茶有韵。请诸位慢慢品——
· 有感于思 ·
(资料图片)
关于《野草》的一点感想
文/阎晶明[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]
虽然《野草》的初版上印着“1927年7月”字样,但我以为,以鲁迅迟至10月才见到样书,《野草》真正的初版印成,应该在9月。
这是一本只有2万字的小书,因为鲁迅当时人在广州,北新书局在北京编辑印制时,还出现了一个让鲁迅在上海见书时就很不高兴的错误:封面上的作者署名是“鲁迅先生”而非“鲁迅”。再加上《题辞》的抽去、加入,《野草》的版本仿佛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。
直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,《野草》一共已经印行了十二版之多。这既是《野草》不断扩大影响的证明,也是版本不断有所变化的旁证。
不管怎么说,一本初版只印了千把册还很快收回的小书,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,不过是一桩不起眼的小事,然而近百年后再回首,《野草》的出版无疑是一件意义巨大的大事。
从体量上看,《野草》很单薄,“根本不深,花叶不美”;然而,它的精髓却“吸取露,吸取水,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”,无比复杂、深邃。阅读《野草》,仿佛置身于思想的迷宫,走不出,甚至也不愿走出。
《野草》是中国文学里的异数,它描写出了箭正离弦般紧张、急促的生命状态;诗一样的语言表达的并不是热情和笑脸,而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后的“熔岩一旦喷出”,是为了“铸剑”而从“洪炉喷出的烈焰”。
《野草》表达出了多种相遇、对峙、告别的紧张场面,表达出多重独自冲突中的坚定,更独特地写出了空虚与虚无中的力量与决绝。
什么叫虚无中的力量与决绝?就比如一个求乞者,他既可以以娴熟的动作,套路般地做出求乞的手势,也可以用重复的哀呼获取施舍。
然而,这些都是“我”所憎恶的。假若是“我”,会如何求乞?“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。”“我”知道那样做得到的结果,只能是“虚无”。然而这或许正是“我”所要的,“我至少将得到虚无”。
一个人一生要写出多少字才算足够?如若像鲁迅那样可以说出“我自爱我的野草”,两万字足矣。
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?“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,火速到来。”“去罢,野草,连着我的题辞!”
· 名著识小 ·
为啥观音那么“贫”?
文/杨早[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]
观音这个形象,在大部分图像化的叙事里,都是正大仙容,大慈大悲的“地母”形象,其实《西游记》里,她是一位非常活泼,甚至有些贫嘴的女士。
举个例子,取经团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困住,急待观音净瓶里的杨枝甘露去救难。但是这位观音大士,推三阻四,各种借口:
菩萨坐定道:“悟空……你却又不是好心,专一只会骗人。你见我这龙女貌美,净瓶又是个宝物,你假若骗了去,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?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。”
从来没听说过请救兵还要抵押品,而且观音你是“项目经理”,怎么还不相信孙悟空这个小弟呢?
果然行者摸遍了全身,“我身上这件棉布直裰,还是你老人家赐的。这条虎皮裙子,能值几个铜钱?这根铁棒,早晚却要护身。但只是头上这个箍儿,是个金的,却又被你弄了个方法儿长在我头上,取不下来”。你这不是为难俺老孙吗?
结果观音的方案是,要孙悟空脑后的一根救命毫毛!我们讲道理,这三根毫毛明明是观音送给孙悟空的,怎么能拿来抵押呢?孙猴子当然不肯。于是菩萨骂道:“你这猴子!你便一毛也不拔,教我这善财也难舍。”
整段话没有任何推动情节的作用,也没啥教育意义,更谈不上丰富人物个性,两人逗咳嗽,逗贫,只为引出最后一句“你便一毛也不拔,教我这善财也难舍”。
我们可以想象,当年《西游记》的故事以说书形式呈现,这一段就是剧场里的一个小噱头,无关情节与结构,就是讽一下世,只为逗观众们哈哈一笑。
· 拒绝流行 ·
“放慢脚步”的召唤
文/曹林[北京评论员、教授]
正值开学季,校长和院长向新生的致辞,是学生们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课,塑造着新人们对大学和专业的底色认知。
众多开学致辞中,我最喜欢两篇,推荐给朋友们,一是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教授的《放慢脚步,弥合裂缝》,一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明新教授的《新闻传播学的价值和底色》。
苏必德教授提到:希望你们能培养谨慎、有条理的行动习惯——放慢脚步,不仅为了放慢白驹过隙般的时间,也为反思听到的各种观点,准备好进入世界,弥合裂缝。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瞬间满足,仔细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。
当我们在社交网络看到一条推文,我们先受空洞的“点赞数”吸引,然后读到的全都是与我们想法一致的评论,而不是真正正确的。
互联网将人与人连接在一起,但它让我们失去了耐心——说得多好啊,耶鲁校长不是学新闻的,但致辞中处处闪耀着新闻人的敏锐和对新媒体冲击的警惕,这种媒介素养是跨专业、通识性的,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人应具备的底层逻辑。
张明新教授说:新闻传播常常追求时间效率,但新闻传播专业的学习,需要静水深流般的从容与舒缓。人生的成长不是在匆忙中快速打卡,不是在竞争中相互消耗,而是一个如河水般流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,甚至有时候,过程本身就是目的。
希望各位不要将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,闲暇、放空和留白的时光,有时比紧张的学习更有价值。——这种让学生“放慢脚步”的召唤让人感动。
我想起卢梭在《爱弥尔》中所说,在使爱弥尔成为一名军人、教士或行政官员之前,他先要使他成为一个人。
约翰·斯图亚特·密尔也声称,人首先是人,然后才是商人、企业主或专家。因此,让教育使他们成为有能力、有理智的人,他们以后在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会满足他们自己。——站位不一样,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,考研辅导机构,他们会盯着找工作和饭碗,而大学的目标是“立德树人”,不是“饭碗票子”。
大学和专业教育是给一个人的一生打底子,是用知识和思想底座撑起一个人的40年、50年、60年。如果站得足够高,你才会发现,大地其实是星空的一部分。一个校长或教授,他们的开学致辞如果每句话离不开“4年后的饭碗”,这不是大学,是技能培训机构。
我相信,明新教授讲这些话的时候,那些坐在台下、经受着“学新闻有什么用”捶打的孩子们,那一刻一定释然并安静了。他们并不一定得到了答案,但有了方向,在大学的高处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
未来的4年,他们一定还会经受同类问题的挑战,反复怀疑,专业课后的怀疑,实习后的怀疑,稿子被毙后的怀疑,就业打击后的怀疑,但第一课的召唤会在他们心中回响。
· 如是我闻 ·
博萨德的照片
文/李雪涛[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]
2019年10月我在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看了瑞士摄影师博萨德(Walter Bosshard, 1892-1975)的摄影作品展,这些照片让我着迷,后来我专门写过一篇相关文章。
博萨德有着令人敬佩的职业精神和勇气,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,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记者。
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,他是这一持久战的实地目击者,也是具有批判性的观察者。他也因此受到各方正义人士认可和尊重。在博萨德看似随和的外表后面,其实是他那坚毅不挠的性格。
战争期间,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辗转于不同的前线之间,以便进入各方权力的中心。国府的最高统帅、日方的将军、军阀,以及富影响力的女性角色都成为了他的摄影对象,并将之定格为永恒。混乱的大都市,偏远的乡村,都成了他镜头下的影像。
历史总是不断地被发现。正是博萨德对抗战的多元视角的报道,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这一段历史。由于时代的原因,历史真相往往被遮蔽。
在这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,博萨德拍摄的照片展示了日军的残暴、废墟上中国普通百姓的无奈、李宗仁自信的微笑、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以及游击队员的日常生活。这些照片,是博萨德用他整个生命的投入换来的。
· 昙花的话 ·
微笑的葬礼
文/尤今[新加坡作家]
在西非加纳,饭后散步,远远地,听到了震天价响的乐声。
走近一看,有乐队在奏乐,勾心摄魂的音符疯狂地飞来飞去——有人说,非洲人的关节里蕴藏着旋律、血液里流动着节奏,这话可一点儿也没错——只见在场的男男女女全都进入了忘我的境界,摇头、晃脑、扭腰、摆臀、蹬足,两条柔软的手臂犹如狂风里的柳条,舞出了千百种撩人的姿势。
不跳舞的人呢,围桌而坐,大吃大喝,高谈阔论,喝空了的啤酒瓶活泼地在桌底滚来滚去。
看到伫立一旁的我们,东主热诚地请我们坐下,还送来了两瓶啤酒。
我好奇地问道:“你们是在办喜事吗?”他摇头答道:“不,我们在办丧事,我的父亲昨天刚刚下葬。”我大吃一惊——父亲尸骨未寒,子孙居然狂舞狂欢,这是哪门子的逻辑?
看到我脸上的疑惑,他耐心解释道:
“对于我们加纳人来说,办一场微笑的葬礼,比什么都重要,因为死亡对逝者而言,就象征着一段崭新旅程的开始。不论我们心里有多不舍得,都不能用眼泪来为他的新生铺路。近年来,加纳还盛行在下葬日亲人一边抬棺一边唱歌跳舞呢!这样做并非绝情,更非荒诞,而是祝福、祈愿;让逝者得以无牵无挂地上路,继续另一个世界的精彩。”
加纳人对死亡这种豁达的信念,和鼓盆而歌的庄子是有着共通之处的。
· 不知不觉 ·
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
文/钟红明[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]
这是一部需要在观看前做一些背景准备才能及时理解其中知识“梗”的电影。
但我几乎是带着一颗空荡荡的大脑进入影院的,除了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“原子弹之父”之外。三个小时后走出影院时,已经是午夜时分,影片里的细节和对话,却反复回荡在脑海里。
电影《奥本海默》根据《美国普罗米修斯:罗伯特·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》改编,原著曾获2005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,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。
这部电影的开局似乎是一个电影编剧示范——故事从中间开始,从一个关键人物和主要矛盾的交汇场景开始。电影用彩色镜头表达奥本海默的视角,用黑白镜头展示客观视角。
电影开端,讲述的正是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(AEC)一场非公开的听证会,众多的科学家与相关人士来到听证会,讲述出充满差异的复杂的奥本海默。
结果,听证会吊销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,直到2022年12月,电影《奥本海默》上映之前半年,美国能源部才撤销了1954年听证会的判决。
我很佩服导演诺兰对历史的处理方式,他不是虚构一个综合人物呈现历史,而是把历史人物真实说过的话作为台词,因而整个观看电影的过程,密集的台词与众多的人物,构筑了非常紧张的“对峙”。
“核试验”的那个场景出现在电影中间,暴雨倾泻,无数种可能性,如果是哑炮怎么办?雨会不会停下?操作员的手伸向按钮时颤抖不停,有科学家往脸上涂油彩,倒计时开始,瑰丽得令人震惊的蘑菇云腾起时,一片巨大的寂静无限延宕,然后是比光速更慢到来的声响……
奥本海默引用印度教经文《薄伽梵歌》的一句话:“我现在变成了死神,世界的毁灭者。”这句话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。
广岛和长崎被投放原子弹之后,奥本海默陷入巨大的科学伦理的冲突中,电影中的一场戏:总统杜鲁门在办公室里接见,奥本海默说:“总统先生,我觉得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。”
杜鲁门不耐烦地掏出手绢,说:“你认为在广岛和长崎有人关心原子弹是谁造的吗,他们关心的是谁投下的,是我。你和广岛的核爆炸没关系。”
杜鲁门示意国务卿把奥本海默带出去,在他身后说:“以后不要让我见到那个爱哭鬼。”在真实历史上,杜鲁门的原话是“那个狗娘养的”。
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奥本海默和大家一样,认定不能让纳粹抢先,思考的是“能不能”;在爆炸之后,他陷入了纠结和痛苦,在思考“该不该”。
奥本海默从此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,经常在公众舆论场合反对氢弹这样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制造,导致了1954年听证会剥夺了他的安全许可,而导演在听证会场景,借助镜头、灯光和音效表现出来的奥本海默的心理崩溃,也许不亚于原子弹爆炸。
回望晚年奥本海默的面容,沧桑深深刻印在面容上,眼神空洞,当时奥本海默的理论和思想也正被年轻的科学家和政客们质疑,甚至嘲笑——就像当年爱因斯坦经历过的那样。
也许,伟大的天才遭遇到的都是相似的吧。人们会因为你的伟大而簇拥你,也会因为你的落魄而唾弃你,但是这一切都和你自己无关,因为所有人关心的,都只是他们自己而已……
· 随手拍 ·
童年时光图、文/施敏
8月,江苏海门东洲公园里,两个小孩在掰手腕,比比谁的臂力大,这是留存在许多人脑海里的童年时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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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 | 羊城晚报·羊城派责编 | 吴小攀编辑 | 孙旭歌校对 | 朱艾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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